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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越 | 企业境外投资研究之五: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宏微观内涵
发布日期:2024-08-22 信息来源:中咨研究 访问次数: 字号:[ ]

企业境外投资研究之五: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

高质量发展的宏微观内涵

杨凯越

编者按:根据商务部2023年10月发布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7548.1亿美元,当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1631.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22年底,中国2.9万家境内投资者共设立境外企业4.66万家,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8.4万亿美元。随着“双循环”战略、“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实施,对企业境外投资开展系统研究,探索如何更高质量地开展境外投资,成为当前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本公众号将企业境外投资研究成果以系列文章的形式陆续刊发,本文是研究报告的第五部分,供业界同仁参考。

一、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背景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在宏观层面上,高质量发展主要着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和效率,这一层面下追求的是整体发展的中高速趋向、优质化趋向、科技化趋向、美好生活趋向、包容化趋向、生态化趋向、全球化趋向[1]。中观层面,高质量发展主要强调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质量。这一层面下,高质量发展追求的是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主要着眼于企业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包括更加注重品质,提高发展效率,在发展成果的分配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等[2-4]

(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提出的重要规律性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形成了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社会进步最显著的发展时期。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依赖资源型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现存路径束缚,在科技攻关、产业升级、产品创新、品牌打造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工业化初期、中期,我国是以规模扩张为主来赶超发达国家,而在步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规模较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实力和竞争力,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目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要着力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有增长但无发展”的悖论,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转换增长动力,进而促进社会矛盾增多、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的解决。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在持续高速发展30余年后,突破发展路径束缚和增长瓶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也具备多方面条件。一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消费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占比逐年提高,增强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我国具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推动国内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三是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研发投入总规模超3万亿元,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2.55%[5],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独角兽企业数量居全球第二位,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等跻身世界前列,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中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情况

“高质量发展”虽然是以宏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缘起而提出,但它也涵盖中观层面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微观层面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贯穿微观、中观和宏观的高质量发展完整体系。特别是微观层面,企业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微观市场主体,也是中观产业发展的基本组织,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需要通过企业高质量发展予以实现。无论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还是实施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都离不开企业的主体性作用,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企业,在于能否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而中央企业更是国有企业的中坚力量,中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关系着我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各项事业的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央企业持续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勇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力军重任,以“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行动为主要抓手,向高质量发展持续坚实行进。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显示,十年来,中央企业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资产总额从2012年底的31.4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底的75.6万亿元,年均增长10.3%。中央企业利润总规模达到2.4万亿元,净利润1.8万亿元,上交税费2.4万亿元。截至2021年底,中央企业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拥有两院院士241名。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步伐明显加快,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央企业从2012年的43家增长到2022年的47家,进入全球品牌价值500强的中央企业从2012年的13家增长到2022年的21家[6]

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价值创造的概念背景

基于我国关于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价值创造等相关政策,本文对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及中央企业的价值创造进行了相关概念的解析。笔者认为,一方面,在企业战略层面,中央企业不应仅从狭义的企业治理的视野看待“世界一流”这一目标,而应在全球战略高度上,从国家发展战略视角和改革目标的长远认知上,在对企业发展阶段的远期认识上来实践和完成这一行动。而中央企业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国内一流企业、卓越跨国企业、世界一流企业等发展阶段,世界一流企业甚至可能不是企业的最终阶段目标,中央企业不仅要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更要超越世界一流,并能持续下去,成为全球领袖企业。每个阶段的更替均要求企业进行价值观、发展战略的全面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在项目层面,中央企业的世界一流目标和价值创造,离不开境外投资的布局,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活动是中央企业完成并跨越卓越跨国企业阶段的重要环节,对中央企业最终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背景

1.全球价值链发展背景

(1)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重构

全球价值链体系是经济全球化最突出的标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推动下,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伴随着物流、通讯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传统的产业链关系进一步延伸,比较优势在产业分工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产业链分工进一步明确,生产环节不断被细化,逐渐形成了在传统生产关系上的价值关系,并演化成全球价值链体系。全球价值链体系在诞生之初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欧美发达国家凭借资金、技术、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并通过各种经贸协定,推动国家开放消费品、工业品和金融市场,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欧美发达国家通过跨国投资、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等方式,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资料,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更高的投资收益,形成了多边贸易互赢的经贸格局和具有普惠性质的全球经贸体系。全球价值链发展和重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区域间经贸联系进一步加强,形成了经济全球化下区域经贸一体化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区域经贸协定、区域经贸传统等的支持下,区域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产业联系日益加强,形成了在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区域价值链。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00年至2017年,全球价值链网络出现向亚洲、欧洲、美洲区域聚集现象,区域价值链中心国家作用突出,其中,亚洲、欧洲和美洲价值链中心国家分别是中国和日本、德国和美国。2021年4月我国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1年9月我国正式提交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书面申请,并按照CPTPP加入程序,正在和相关成员进行接触、沟通和磋商。

二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关键节点。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以及3D打印、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技术,都有可能在“十四五”时期形成多点突破,并从根本上重塑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我国近年来科研投入不断增加,技术发展水平不断上升,是世界上技术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几个国家之一。同时,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能力也有意愿将部分产业连同技术一并转移至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这为我国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等实现技术转移的境外投资合作提供了强力支撑。

三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总体形势影响下,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产业回流的局面,另一方面,海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成本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跨国投资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安全性在跨国投资影响因素中权重上升,意味着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基于低生产成本考虑而盛行的离岸外包方式,将逐渐被基于低运输成本考虑的近岸外包方式所替代,因此亚洲发展中国家在承接跨国投资中的优势地位很可能会被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所取代,这使部分亚太地区从事外向型加工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下降。全球经济环境剧烈变动带来的价值链体系的深度调整和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动机,进一步增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与我国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通过共同构建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框架,在完善自身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吸引我国跨国企业的投资,解决国内资金和技术方面欠缺的问题,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发挥贸易投资的倍增效应实现经济发展的共赢。

(2)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

目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还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实施的,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动反映着跨国公司从材料采购到产成品销售环节的变动情况。科斯(Ronald H. Coase)认为,企业同市场一样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模式推动下,全球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在国际贸易规则范围内,跨国公司是自身资源的绝对支配者,并通过将自身资源跨国分配促进了不同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主干之一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活动有力地连接了世界各国经济。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部交易、非股权契约即市场交易等模式形成了跨越地理和政治的全球经贸实体。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建立并调整的发展初期阶段,全球价值链体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跨国公司的作用逐渐增强。跨国公司经贸活动占全球经贸活动总交易量的比例达到70%以上,反映了全球经贸过程频繁化、规范化、集中化的趋势。2018年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营业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80%。

跨国公司构建全球产业链主要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跨国投资活动中,跨国公司的所在国一般是资本较为丰裕、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承接跨国投资的一般是劳动力密集程度更高、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典型的投资安排下,生产附加值水平低的产业被安排在发展中国家,而附加值高的产业则被安排至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从跨国公司母国到跨国投资东道国自上而下的价值链格局。但随着价值链低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会希望改变自身价值链位置,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因此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素双向流动的局面,也因此改变了传统的价值链关系。

2.国内政策背景

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批能够体现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引领全球科技和行业产业发展的世界一流企业做支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纳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培育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企业加快做强做优做大的动力机制,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中央企业聚焦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

在中央层面的战略部署下,2019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有关事项的通知》,选取了包括航天科技、中国石油等10家中央企业作为创建一流示范企业的试点,提出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有针对性地铺开多领域综合性改革举措,重点探索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有效途径。2020年,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20〕39号)。同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指出要突出抓好“世界一流企业创建”专项工程,充分发挥专项工程的示范引领和突破带动作用,要求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重点企业都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的工作。在三年改革行动及对标世界一流行动收官后,2023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再次印发《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22〕79号),进一步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核心任务定义为“完善价值创造体系,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提出“通过价值创造,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加强固”。

(二)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现状

1.中央企业在《财富》世界500强排名情况

根据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7],中国大陆(含香港)公司数量达到135家,其中国有企业共97家,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非金融类)数量为46家(加上招商集团二级企业招商银行,则数量为47家),地方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39家,财政部监管的金融类企业11家。加上中国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42家公司上榜,位居世界第一。自2014年以来,对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近十年入榜500强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央企业入围的数量并无特别大的变化,数量平均为48家,约占中央企业总量的1/2。

数据来源:《财富》世界500强排名[7],作者整理

图1 《财富》世界500强我国企业及国资监管中央企业上榜数量(2011-2023年)

表1 《财富》世界500强上榜国资监管中央企业排名(前200名)(2023年)

数据来源:《财富》世界500强排名[7],作者整理

2.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之路道阻且长

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被增长成功的光环所笼罩。国内并不缺乏企业成功的故事,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实现了快速的跨越式发展,并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但是,本研究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中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的大企业仍属凤毛麟角,如华为、大疆等,中央企业中暂无世界一流企业,成熟的跨国企业占比也并不高。

从世界一流企业角度而言,不论是以傲居世界500强前5名的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等为代表的“巨无霸”,以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成立于1938年)、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872年)等为代表的“百年老店”,还只是一批正在接近于世界一流企业,或正在加速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大企业,或已经具备在全球市场的某一竞技场上冲击世界一流企业条件的企业。没有证据表明其中的任何一家企业确信自身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浪潮中保持持久的领先竞争力。

笔者认为,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首先应成功建设为卓越跨国企业。而对跨国企业来讲,衡量该企业的标准已经从企业的国内产品和服务能力转变为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控制能力,包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资源支配力、技术掌握水平等,其实质是从追求国内竞争优势转变为追求国际竞争优势,反映的是企业的发展市场目标从“国内”转变为“国外”。

与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不同,跨国企业更强调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表现为在统一的品牌和企业的组织下,企业的业务领域多元化和资产分布国际化,对企业组织能力的评价也从产业规模上升到对所在市场和上下游产业的支配能力上。以此为目标,企业的发展战略也经历了多次调整,跨国企业的发展经历了由追求规模到控制经济的转换过程,企业在发展前期通过自身丰厚的资源基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以达到全球市场覆盖,在完成市场覆盖后,企业通过订立技术标准,垄断该领域的技术发展,并在全球推进其标准下技术的应用。同时,企业以技术标准为武器,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占领高端领域,并通过向全球输出自身的观念、理念、资本和技术,实现在该领域的统治地位,从而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势力占据资源。资源向占据支配地位的企业不断汇集,形成了企业发展的先发优势,为企业和企业所在国家在该领域的支配地位的形成奠定基础。对于目前经济实力较弱的企业来讲,要充分利用发展技术的“后发优势”,在学习模仿借鉴的基础上坚持自主创新,以现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发展路径为指引,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发展自身的经济势力。而在国家整体战略下,发展本国企业国际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众多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内容。

跨国企业是中央企业是否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关键转型节点,中央企业应结合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运用资源、市场、政策等强项,积极推进资源整合,利用资本市场实施并购重组,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和协作,提升我国中央企业在重点领域产业链地位。

三、推进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

(一)宏观层面“走出去”战略下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任务

1.顺应“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境外市场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蓬勃发展是“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走出去”战略的必然结果。同时,中央企业在面临国内市场相对饱和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境外投资给予了中央企业找到新获利点的可能性。中央企业应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开发适合国际市场销售的产品,逐步优化在东道国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式,逐步参与全球产业链开发;以合资、独资、交叉持股等多种方式开展国际合作,降低合作国对中国投资的敏感度,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中央企业应着眼于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一方面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公平互利合作,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第三方合作,完善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机制,构建发展合作新范式,加强技术交流和能力建设的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2.贯彻“双循环”战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外资使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商品的制造中心。然而产业过度集中在制造业,造成产业重复投资、资源浪费等问题,严重影响经济结构的整体发展。境外投资一方面可以将企业的研发、生产、营销等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缓解国内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投资境外的优质企业,学习先进的研发技术与管理方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应结合各自要素资源禀赋,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和国别布局,与投资国或合作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相对稳定的产业上下游衔接配套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提高产业链的韧性和竞争力。与投资国或合作国加强技术创新合作,形成跨国产业合作伙伴关系或区域性产业创新联盟,推动产业业态和模式创新,实现互利共赢。

3.有效利用境内外资源禀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央企业在境外投资活动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以国家利益和发展规划为遵循,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围绕企业长期战略,着力建设长期稳定的合作渠道,积极发展符合投资东道国需要的生产和运营项目,树立良好中国企业形象,扎实有序推进境外产业投资合作进程。境外投资决策则要注重项目的战略性、成长性、带动性、安全性以及可行性,保障项目良好有序推进。以能源资源行业为例,我国国内能源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且消耗量大,资源相对短缺,同时我国近年来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中央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国外资源性行业,合理有效地利用境外的自然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短缺,有效缓解国内资源、能源、土地、环境等多方面矛盾。

4.高效利用境外技术资源,提高技术竞争力

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在2005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基于对全球30个国家的152000家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研发活动,对提高以专利申请来衡量的母国国内技术创新能力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加快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全球公司战略转型,充分利用对外投资所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是提升中央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中央企业应进一步加大海外投资力度,打造全球公司,激发企业运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吸纳全球技术资源,布局全球价值链,基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消化所引发的二次创新,全面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力和创新潜能。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径选择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调整创新决策和组织模式,实现技术标准的提升,推进中国行业标准“走出去”,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全球创新主体。

(二)微观层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和价值创造”战略下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开始鼓励企业投资海外市场,以弥补内部资源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在得到提升,国家鼓励企业投资境外,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使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发展迅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中央企业已经在境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尽管部分中央企业“走出去”时间并不晚,且这些中央企业在国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与市场份额,但境外投资仍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基建工程等领域,投融资、科技等相关领域业务涉足不多,兼并购、总集成项目模式相对较少,在跨国经营方面,普遍缺乏欧美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策略、国际品牌知名度以及畅通的全球销售渠道,因此在与欧美跨国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根据2022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22中国跨国公司100大及跨国指数》,2022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5.59%,其中跨国指数排名位居前10位的中央企业分别为中国有色矿业(49.32%)、中国远洋(41.08%)、中国海洋石油(33.21%)、中国中化(29.25%)、中国国际海运(29.14%)、中国石油(25.54%)、中国兵器工业(23.75%)、中国石化(19.27%)、中国铝业(17.54%)、中国交建(15.69%)。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22世界投资报告》,世界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62%,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48%[8]。可见我国企业整体跨国经营水平远落后于排名世界前列的跨国公司。而且,在国际化经营能力、国际市场卷入深度等方面,也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中央企业国际化业务巨额亏损时有发生,国际化经营企业绩效水平远低于优秀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国际化业务的占比还很低,绝大多数企业离真正的国际化企业还有很长距离。

进行境外投资则有利于形成企业在世界经济的滚滚浪潮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跨国经营能力,学习先进、科学的管理经验的“倒逼机制”,提高中央企业的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一方面,中央企业需要通过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行动,培育核心技术攻关、基础学科研究、新技术集成应用,实现我国在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上的稳定、优化、延伸、重构,实现更高水平“走出去,实现更高质量的境外投资和国际经营。另一方面,从长期发展看,实施全球范围的资产配置是中央企业的重要选择。中央企业的长期发展投资必须要和其长期发展战略整体利益保持一致,通过将资产进行全球配置,中央企业能够分散集中生产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并获得更为广阔的战略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王永昌,尹江燕.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及趋向[J].浙江学刊,2019(1):91-95.

[2] 赵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民生福祉[J].中国环境管理,2018(4):5-9.

[3] 胡敏.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考评[N].中国经济时报,2018-01-28.

[4] 刘迎秋.四大对策应对高质量发展四大挑战[N].中华工商时报,2018-01-23.

[5] 人民日报.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万亿元[EB/OL].中国政府网,2023-01-23.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23/content_5738522.htm.

[6]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EB/OL].国资委官方网站,2022-11-17.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671/n2879673/c26508617/content.html. 

[7] 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EB/OL].财富中文网,2023-08-02.

https://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3-08/02/content_436874.htm.

[8]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2:International tax reforms and sustainable investment [M].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22:40.